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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觀扇子發展的歷史流程，其大致可以分為：單純功能性階段、功能與精神性兼具的階段、以及鑒賞審美性階段三種文化生態景觀。當然，三者之間并非是簡單的遞進關系，而是重疊并存的復雜狀態。從物化到文化，是中國的造物史上的基本規律。
扇子，首先是作為納涼的用具而出現的，但在納涼的實用功能得以實現之后，也被人們拓寬了其多樣的文化場域的功能，有用來體現個人身份與氣質的短柄扇，也有用來作為儀仗禮儀的長柄扇，扇子原有的實用功能被逐漸地、部分地淡化，而其精神價值的外延相應被擴大了。書畫、雕刻、編制、鑲嵌、鏤刻、刺繡等工藝手段的介入，甚至使部分的扇子完全脫離了使用功能，使其進入“惜工賞美”的藝術境地。
1、先秦時期就可能已經有在扇子上用繪畫作為裝飾的手段了。但在扇子上作畫的直接記錄，最早見于唐代張彥遠的《歷代名畫記》，語載：“梁·肖賁曾于扇上畫山水，咫尺內萬里可知”。可見畫扇歷史的久遠。六朝以前，扇繪的內容以丹青為多，而此后，書法漸盛，由此導致在扇面上題寫詩文的做法也漸漸多了起來。
2、唐代以前，繪畫的獨立性還沒有完全形成，很多尺幅較小的繪畫作品多是作為扇子、屏風、床榻、圍子等日常用物的裝飾手段而存在的，所以，那時的扇畫，也必然是作為扇子的附庸，是起到一種補白的裝飾作用而存在。
3、宋代，是折扇扇面書畫的歷史演變的重要時期，與前朝的扇畫觀念不同的是：畫家在扇面上作畫，多只是借用扇面的藝術樣式，其主要的著眼點已經放置于畫面本身了。這使繪畫的主導性逐漸從扇子工藝的規范中脫離了出來，從而成為一種獨立的扇面繪畫樣式。一直力倡繪畫的宋徽宗，在宋代扇畫的發展過程里，起到過關鍵的促進作用，《書繼》中載：“鄭和間，徽宗每有扇畫，則六宮諸邸竟皆臨仿一樣，或至數百本。”遂使宮廷、民間繪扇之風大興。宋徽宗所繪的《枇杷山鳥圖》就是一幀極為精妙傳神的扇面佳品。北宋如徐熙的《豆花蜻蜓圖》，黃居寀的《晚荷郭索圖》，徐崇矩的《紅廖水禽圖》，劉寀的《群魚戲藻圖》等，南宋如馬世榮的《王云樓閣圖》，夏珪的《煙岫林居圖》和《遙岑煙靄圖》等，均為扇畫的經典佳作。
北宋端拱元年（公元988年），原產于日本的折扇工藝，經由朝鮮傳至中國，使中國扇畫藝術又多了一種獨特的式樣，這種扇畫樣式，在明清時更為流行。外來的折扇，因為其便攜性，一方面，擴大了扇子的使用空間，另者，也模糊了扇子使用者的性別差異，擴大了它的受眾群體，尤其重要的是，文人對它的雅好，成為扇畫藝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。
宋代之前的扇畫以屏扇為主，在折扇上繪畫還未形成風尚。扇畫越過元代的低谷后，在明清兩代上升到它最為繁榮的階段。明代時，與院體繪畫相對應的是，在很多商業發達的城市形成了集中的畫家群體，這種趨勢到清代時更為明顯，如：蘇州的吳門畫派、南京的金陵畫派、揚州的“揚州八怪”、上海的海派等，都是扇畫藝術的高手，扇畫已經成為民間書畫折扇藝術市場的重要載體，這樣也刺激了扇畫藝術的蓬勃發展。（折）扇面藝術成為中國畫裝裱藝術的形式之一，幅式上異于冊頁、紈扇、手卷、掛軸，折扇特別的地方，在于正反兩面都可書畫，一面題詩，一面作畫，書畫合璧，別具韻味，從而成為特殊的獨立藝術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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